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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文化传播也会出现一些非预期的结果。比如，明清时代进入中国的传教士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这些经典作品所体现的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立场，与法国启蒙运动反对神权、提倡人权的思潮构成了共振。我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思想家，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助力。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伏尔泰对孔子尤为推崇，曾在其巨著《哲学辞典》中反复强调孔子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也有西方学者指出，人类要摆脱困境，必须汲取孔子的智慧。

从历史维度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隋唐时期的三教合一、宋元明清时期的多元文化，汇聚了不同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发展在保持其统一性和延续性的基础上庥豆传播媒正片，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思想创新主题。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因为宗教纷争不断陷入战争时，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西汉张骞、唐代玄奘、明代陈诚出使多国、增进互学互鉴的文化互动。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体现在文化思想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了众多西方重要学术经典以及反映政治社会思潮的作品。相反，基于“文化中心主义”认知，一些西方人士没有以多元价值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发展，这些人因文化的傲慢而产生对其他文明的漠视或“东方主义”式猎奇，造成实质上的自我封闭，甚至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人所建构的政治社会秩序抱有莫名其妙的敌视。这种现象不利于中西之间增进相互了解和平等相待。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要在国际上得到更好传播，“传播前置”非常重要。世界各地研究中国文化的人群中，大多数是对中国有感情的学者，而他们的传播更容易获得所在国民众的信任。今年7月下旬我赴日本九州大学交流，九州大学的荒木见悟和冈田武彦生前都是研究中国思想的国际著名学者，为东亚儒学研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九州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出现了人才断层，从事中国哲学学习的本土学生在减少，世界不少大学都有类似情形，不容乐观，需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