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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在做文化记者，领到任务就开始行动。文章似乎不难写，但“史铁生”这名字让我开始恍惚，什么时候集中大量读他的文字？大概是中学时代吧。20世纪90年代，史铁生作品在中学生的课外推荐读物里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坐在轮椅上的形象，被贴上了“身残志坚”或者“不向命运屈服”的标签。写作就是对抗命运的一种方式吗？少年时代的我真正读进去，发现这些标签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误读。史铁生的文字没有那么斗志昂扬，而是温情的，忧郁的，困惑的。他像每个年轻人一样，即使不是病痛缠身，对这世界也有太多的问题，找不到明确答案。

一晃10多年过去，再次重读也再次恍惚穿越，就是现在了。短视频时代，“史铁生”这个名字竟变成了新的流量密码。《2024年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显示，史铁生成了抖音最受欢迎的作家，今年上半年日本最大私人影剧院，史铁生作品销量同比增长44%，其中《我与地坛》的销量就同比增长了357%。要是按年龄段看读者数据，最爱史铁生的是00后，也就是现在十几岁到20出头的年轻人。

史铁生是1969年去陕北插队，1972年回到北京。双腿瘫痪的时候，他只是个20岁出头的青年。“插过队的人想写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写插队。”史铁生把知青故事编排了很久，设计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诸葛亮式的人物、张飞式的人物，“结果均归失败”。小说不好写，生活本身比写小说更难，回到北京的史铁生也找不到工作，等了很久。半个世纪前的年轻人也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说，那时候的年轻人尚不知“内卷”为何物，也无从想象更多元的选择。“我仍然没头没脑地相信，最好还是要有一份正式工作日本最大私人影剧院，倘能进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一生便有了依靠。”

这是不是这届年轻人共情史铁生的密码之一？史铁生无法书写的知青岁月，梁晓声写成了，时代的一个切片就此进入文学史。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说，史铁生的文学不是知青文学，完全不是，他甚至连知青文学特有的那种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都没有日本最大私人影剧院，完全没有。史铁生只能去写失落，写生存困境，他的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是一种残疾，而他书写的是精神领域的另一种残疾。“在史铁生的作品里，人的有限性，都是人的残疾。”

他决定写作。写作意味着他不再幻想一种来自社会层面的坚实保障，这又像极了如今年轻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同的是，史铁生的活动半径不过那时荒草萋萋的地坛，他并无别的地方可去。别人上班，他上地坛。“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史铁生写道，“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

史铁生就这样成了当代青年的“嘴替”和“人间清醒”，拜网络无远弗届的力量所赐，有比当年多得多的读者，来史铁生这里寻求情绪价值。短视频并不是吞噬时间的黑洞，而是让更多“心里有事情”的年轻人重返书本，重读经典。只是在他身后，时光如水，人潮如虹。年轻人一茬接一茬长大，那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却像地坛的老树，沉默地矗立在每个游人必经的路旁。曾在荒园老树下长久静坐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但只要你带着问题回到这里，你就一定会再遇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