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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逸凡读高中时就对古老的文明很感兴趣，曾经想过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后来转向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在法国南部的家乡，他结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了初步了解，后来前往法国普罗旺斯大学的中文系(中国学系)深造。“因为特别喜欢学中文和读中国古代方面的书，就像一种爱好，学习很积极，考试一点也不紧张，成绩自然都很不错。”卢逸凡说。

2018年，卢逸凡在上海与三位同样喜爱文学的中国好友一起，将关汉卿的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改编成现代舞台剧。这一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舞台艺术结合的大胆尝试，受到观众一致好评。有评论称：“原以为由外国人导演此剧最终会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结果却大出所料，非常忠实于原著……将原本从书上只能意会而无法切身感受到的情景演绎成一部古今交融，风趣幽默的喜剧，且剧中所表达的婚姻爱情观于今亦有现实意义。”

此外，话剧的表演形式比较现代，但演古装戏不得不考虑风格上的问题——表演方式、古代服装和布景，既要有历史感，又不能完全按照复古的方法设计舞台表演，掌握好中间的尺度并不容易。为此，他们专门邀请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昆曲演员对话剧演员进行培训，并由法国服装师在参考了大量中国古代资料的基础上，设计和裁剪演出服装。

他举例说天龙之我有九阳，很多人看过《巴黎圣母院》的音乐剧，而且特别喜欢。不过，在法国的文化界、戏剧界谁都不会提这样的音乐剧，因为它本身很通俗，舞台审美一般，歌词简单，像流行歌曲一样，和雨果的原著相去甚远。卢逸凡介绍，雨果的语言非常抒情，具有史诗般的品质，且学问颇深，处处都是历史和典故，他的作品有一种普遍性和预言性的维度，改编这些经典作品的同时，如何保留好它们的文学价值和境界才是真正的挑战。“这一点，中国古典文学也一样，在寻找大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的同时，更应让它们的文学性及文雅脱俗的内涵不打折扣。否则天龙之我有九阳，实在对不起古人。”卢逸凡说。

作为汉学家，卢逸凡的学术和创作之路不仅展现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造诣，更体现了他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思考。在排练《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时，他发现关汉卿原著里的幽默感和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十分相像。尽管文化不同，但很多喜剧性桥段高度相似。中国古典戏剧与西方古典戏剧基本上都包含情境的滑稽、语言的滑稽、动作的滑稽还有张冠李戴等各种喜剧效果。

中国的戏曲里有很多诗词，卢逸凡在将中西方古典戏剧作对比的同时，还通过研究诗词发现，中西方古代文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完全不同。他列举唐朝诗人常建的诗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看起来只是描写一座禅寺，但“曲径”和“幽处”，还有“花木深”，也暗示了禅寺里修行的人早已脱离了红尘，展现了高洁又超脱的品质。他认为，中国的古代诗词里，看起来都是在赞美风景、描写山水，事实上，都是在讲“情”，中国诗歌是一门暗示的艺术。西方古代的诗人也会像中国诗人一样使用明喻、隐喻等各种比喻和修辞手法，但还是更倾向于直接表达情感。

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通向罪恶的第一步是将无辜的行为笼罩在神秘之中，喜欢隐藏的人迟早会有隐藏的理由。”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有一句：“人可以微笑，一再微笑，却仍是个恶棍。”从这些句子里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西方人更喜欢比较直接的表达方式，也不太会羡慕隐藏自己感情的人。卢逸凡认为，这没什么对和错，只是文化上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中西方文学和艺术是相互割裂的。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和程砚秋都曾赴西方考察，为改良京剧汲取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法国20世纪的戏剧家，如安托南·阿尔托等，也从东方的表演艺术中汲取了一些手法，推陈出新。卢逸凡认为，这就是文化交流的意义，“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让一个国家的人认识另一个国家的表演艺术，更是一种丰富自己的经验、革新自己的艺术和文化的方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