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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处罚最为严厉的一次。”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在微博发文评论称，希望这次的事件能成为一个转机，改变高校乃至整个社会对性骚扰的校园氛围，并促进反性骚扰常态机制的建立；更希望下一次遇到这类事件，受害一方的学生在校内就能获得正常渠道的救济，而不是需要冒二次伤害的风险，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才有获得救济的可能。

五是，学校对影响声誉的顾虑往往会息事宁人。发生性骚扰事件后，学校、学生和有关教师存在一定的利益共同体特征。学生担心说出去不一定有结果甚至反而影响个人名声，思想压力重重更怕影响学业和前途；教师担心承认错误影响饭碗，选择干脆死不承认；学校担心会影响整个学校的社会声誉，加上有的教师可能是各种“戴帽子”的高端人才，调查取证又比较困难，导致一些学校选择不了了之或者用“拖”字诀。

其次，要着力畅通渠道，健全高校反性骚扰的问题发现机制，包括明确性骚扰投诉的受理主责部门，建立有利于保护被性骚扰者大胆举报的制度机制；建立清晰的举报受理处置规程，特别是当被举报涉及当事人导师时，制度应该明确哪些情形可以暂停导学关系或调整导师、通过什么程序更换导师等；建立校内校外反性骚扰协同机制，性骚扰问题是涉及违法的问题，因此受害人既可以向校内有关部门举报，也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

针对性骚扰的举证难问题，一方面要合法合规调查收集相关的人证、物证、口供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强化“谁主张谁举证”责任，双方当事人都有举证的责任和权利，特别要在受理阶段就提醒举报者的证据收集和保存要求。二是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受到多人举报时)可“举证责任倒置”，要求被举报者提供性骚扰行为不成立的证明，如果被举报者没能提供一些从逻辑上看应该提供的具有充足证明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实施过性骚扰，那么“性骚扰可能性较大、或者不能排除”等通过逻辑推理也可以作为一种调查结论。对于确实一时难以查实又无法证伪的性骚扰举报案件，要与举报者充分沟通，确保调查处置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在查清性骚扰事实基础上，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根据性骚扰行为情节轻重，校方给予性骚扰施害人相应的党纪处分、政纪处分、校纪处分以及取消导师资格等其他关联处理。对于性骚扰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报请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撤销教师资格，纳入“黑名单”，实施终生禁业。构成犯罪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切实发挥师德考核指挥棒作用，在职务晋升、职级评定、职称评聘以及各类评奖评优中，对性骚扰施害人“一票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