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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朱光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轻罪案件增加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是“案多人少”的问题愈发突出，法官人均办案数量居高不下；其次，行为人一旦有犯罪记录，无论犯罪行为的轻重，都会留下案底，会受到开除公职、从业禁止、限制积分落户等一系列后续惩罚，家庭成员的考公、入伍等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梁云宝也认为，轻微犯罪的附随性后果与刑罚之间出现了“倒挂”现象，这成为当前被关注的问题。

轻罪治理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时延安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说，一是减少刑事案件数；二是化解司法机关压力，“主要通过调整诉讼程序等，将轻罪案件的处理时间和司法成本降下来”；三是减轻轻罪犯罪人的刑事负担，包括改变羁押方式、减轻定罪附随后果等；四是化解社会矛盾，促使这类犯罪人尽快回归社会，防止由此形成的社会对立等。

周颖是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早些年，玄武区检察院办过一批买卖鹦鹉的案件，有的当事人买鹦鹉是为了让鹦鹉陪伴独居患癌症的父亲聊天，有的当事人买鹦鹉是希望鹦鹉能陪患自闭症的孩子说话，“这些鹦鹉大概率是人工繁殖的，当事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破坏环境，追究这类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承办人是于心不忍的”。

2021年电影女瑜伽师6，江苏检察机关办理了一起特殊的鹦鹉案。河南商丘的王某从2019年养殖费氏牡丹鹦鹉，到2020年卖了30只，总价不到400元电影女瑜伽师6，案发后，她于年底被移送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费氏牡丹鹦鹉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非法交易10只电影女瑜伽师6，法定刑即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经过调研，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了解到，商丘市对费氏牡丹鹦鹉的人工繁育已有20余年历史电影女瑜伽师6，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他们认为费氏牡丹鹦鹉人工种群已具规模、技术成熟，对人类和野外种源未发现有危害性，终端买家为养宠观赏，不宜作为刑事犯罪予以打击。2021年11月，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对王某等三人作绝对不起诉公开宣告。

到了2021年，司法机关有了办理轻微犯罪案件的具体工作要求。当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在有关文件中明确提出少捕慎诉慎押。根据最高检第一检察厅的总结，少捕慎诉慎押是指，对社会危害不大的轻微犯罪以及其他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要严格把握逮捕、起诉、羁押标准，依法审慎适用逮捕羁押措施、作出审查起诉或不起诉决定。

根据最高检的数据，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涉嫌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决定不批捕26.6万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决定不起诉49.8万人，同比分别上升22.5%和12.6%。会同公安部制定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规定，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变更强制措施2.9万人。

不过，刑事案件不诉率持续提高，也引发了公众对于轻罪案件宽松处理的担忧。对此，梁云宝认为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但并非没有解决办法，“在我国社会治安走向良性化的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刑罚的重心应逐步由严酷性转向必定性，在此基础上电影女瑜伽师6，一旦行为人再次犯罪，则相应的惩处会从重，这样对涉案人员通常能起到警示作用。如果行为人不再犯罪，这一处理恰恰凸显了案件处理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

从“治罪”到“治理”的变化，也意味着在办理轻罪案件中促进诉源治理。对于“超市盗”的治理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近几年，多地频发“超市盗”问题，即行为人在自助结账的超市里不扫码、漏扫码盗窃超市商品的现象。以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为例，2022年至今，该院共办理13件某高端超市盗窃案，其中10起案件的行为人基本都是临时起意，没有前科劣迹，因此以相对不起诉处理。另外1起案件的行为人正在进行社会公益服务。还有2起案件的行为人有前科，检察院作出起诉决定。

最近，玄武区检察院对此初步撰写了一份检察建议。建议指出，该超市设置了人脸识别系统，发现犯罪嫌疑人首次盗窃行为后，本可以当天锁定嫌疑人，但是该超市未及时报警处理，而是将该人在系统上标记，等其再次进入超市时实时跟踪，等到盗窃金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再进行报警。检察院建议该超市完善防盗管理，尽早对嫌疑人进行提醒和追责。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刘哲在202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轻罪案件既有个体化的原因，也有社会化的原因，发现并治理好社会化的原因，就相当于实现了诉源治理，“治理‘超市盗’不仅要治理犯罪，还要治理背后的道德风险，需要通过科技、市场机制的完善来实现‘不能偷’的效果，最终实现‘不想偷’的道德自律，让‘超市盗’消失于无形”。

樊崇义说，以宣告刑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标准得到较多学者的肯定。梁云宝却认为，比较而言，宣告刑除了受现实中具体罪行的轻重影响外，还要受人身危险性大小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法定、酌定情节的影响。而法定刑更为直观和客观，有利于在更短的时间内形成最大化共识，展开轻罪治理，待立法和司法积累更多的经验后，再将法定刑扩展到宣告刑，甚至可以循序提高轻罪的标准至宣告刑五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