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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地积极探索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新路径、新方法，涌现出一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优秀实践案例。比如，武夷山推出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站”两级管理体系，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以“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模式推动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黄山提出景点封闭轮休制度、有偿救援制度，泰山设立“智慧泰山”综合保护管理体系，梵净山实施黔金丝猴拯救保护工程等。

虽然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庞大，在遗产保护上依然存在不小的挑战，这表现为：历史文化遗产众多、分布广泛且分散，各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存在较大差异，基层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视程度不够以及人员、经费、精力投入不足等问题；文化遗产保护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量参与不够；一些地方违背最小干预原则，对历史文物过度修复，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可移动化保护；一些地方存在重开发利用、轻保护管理的现象。

比如，为保护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男生和女生怼怼怼2023，北京市制定了全国首个公众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公众参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支持引导机制(试行)》，建立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监督员制度，鼓励公众对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开放、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反馈，鼓励志愿者利用自身文化知识、专业技能，参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

“北京推出的社会参与机制，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民众有了志愿者或者监督员的身份，可以了解政府关于中轴线保护的想法，参与保护工作，能够有效提升保护效果。”在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看来，北京市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努力用好“家门口力量”，创新推出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不仅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中轴线文化遗产，也有利于逐步建立并完善居民、社区和社会力量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杜晓帆认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应从整体性的学科思维出发，站在跨学科视角，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与文化传统的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努力培养文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代生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文化、教育、财政等部门联动协同，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传统人才培养方式和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不断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看，应用型人才最为缺乏。因此，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更加紧迫。以非遗为例，应精准合理做好职业院校技艺类非遗专业设置，重点对能够融入现代生活和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非遗技艺项目给予支持；要科学系统做好职业院校技艺类非遗专业的课程安排，兼顾理论与实践，与大学教育区分开来，提高实用性和吸引力；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搭建实训平台，强化产学研联系。

“数字敦煌”项目是运用现代科技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成功案例。截至2022年年底，敦煌研究院已完成289个洞窟的数字化摄影采集，178个洞窟的图像处理，45身彩塑、140个洞窟、7处大遗址的三维重建，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以及5万余张档案底片的数字化，真正实现了艺术与数字相结合，让洞窟里的文物“活”起来、“走”出来。

文化遗产能够为文艺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素材。近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从文化遗产中挖掘素材、找寻灵感，以当代的审美表达发掘文化遗产丰富内涵，推出了一批“爆款”作品。比如，吸收了大量非遗元素的舞蹈《只此青绿》《唐宫夜宴》不仅“美出了圈”，也舞出了中华文化气韵。很多热门游戏的“皮肤”，都利用了传统美术中的剪纸、泥塑等元素。